“侠客”金庸也曾是法律人！刀光剑影里的正义追求江西省新建区人民检察院

2018年10月30日，金庸在香港溘然离世，享年94岁，仅以法律人的视角悼念金庸。

我们回顾金庸的一生，了解金庸的履历之后就会发现，其实金庸是一个非典型的法律人。

金庸的教育背景

金庸1944年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，1948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。2010年，获得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
东吴大学法学院于1915年在上海昆山路中西书院原址成立，初称东吴大学法科。

1927年改为东吴大学法律学院，1935年又改为东吴大学法学院，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，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，为亚洲第一所比较法学院，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比较法学院之一，培育比较法学及国际法人才贡献至钜。

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，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，从顾维钧开始，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，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。

2000年苏州大学百年校庆前夕，金庸先生为母校题贺词：“养天地正气，法古今完人；季札伍员陆逊范仲淹皆吴人中之可法者也。”

金庸的法学论文

金庸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研习国际法，我们一起看看当年金庸写的法学论文。时年日本已经在侵华战争中投降一年有余，可以是关于日本对华赔偿问题久久未决。金庸就此发表了这篇《日本赔偿问题》的论文。学习国际法的同学，千万不要错过。

本文原刊于《半月新闻（杭州）》创刊号（1947年）。后收录于《东吴法学先贤文录·国际法学卷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。

日本赔偿问题

查良镛

中国作战最久，牺牲最大，日本应该赔偿中国多少？

自去秋日本投降以来，已历一年又四个月，而盟国关于日本的赔偿至今犹成为悬案，商讨会议，几无虚日，而终迟迟未能解决者，实有重大之症结在，兹试将此问题略作分析。

为什么日本要赔偿

日本侵略中国，是第二次大战之导火线；其后，日本又乘英美不备，突然袭击珍珠港香港及新加坡，揭开太平洋战争的序幕，所以日本实为此次大战之罪魁祸首。无论根据法律或惯例，日本之应赔偿盟国损失，当无疑义。而联合国要日本偿付一笔巨大的赔偿，其重要原因为（一）对于日本的挑衅而酿成大祸，应该予以严峻的惩罚。（二）日本赔偿乃管制日本政策中之一环，以求消灭日本之实际作战能力及完成占领军之任务。（三）以弥补在这次战争中所遭受的物资及其他损失。（四）借此以限制日本战力之复兴，以防日本侵略势力之东山再起，又在远东引起新的战争。

应该赔偿多少？

依国际惯例，决定赔款数额可有三项原则。（一）惩罚赔款——战败国所付赔款，超过胜利国实际所消耗的战费，以示惩戒，（二）补偿赔款——战败国所付赔款总额几和战胜国战争消耗费用相等，（三）部分赔偿——战败国只赔偿战胜国的一部分战费。近代战争消耗费用，已达天文数字，故战胜国所消耗之战费，决非战败国所能负担。以前凡尔赛和约已放弃前二次赔款原则而采用第三项，今次联合国对日本要求之赔偿，亦采决第三项原则。在波茨坦会议拟订对日本公告中，曾明白提出：“日本将被准许维持其经济所必须及可偿付货物赔偿的工业”这就是说一方面要求日本人赔偿，一方面又须不影响日人之生活。至于各国对日作战所受之损失，不论在政府方面或人民方面，均难作精确之计算。同时各国所受之损失，又各不相同，实在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，极难计算。以我国而论，约略言之，则为（一）政府方面——历年战费的支出，国有财产的损失，复员方面，国有财产被占后的运用损失，（二）人民方面——私有财产的损失，沦陷区内日人借发行军票伪币，向人民榨取财产及物资的损失，私有财产被占后的运用损失，然计算极为困难复杂。

我国对日本赔款，虽尚未正式提出要求，但原则上早已决定，即“我国抗战最久，损害最重，日本对盟国之赔偿，我国自应享有优越之比额与优先受偿之权利。政府应按照此原则，提出整个赔偿方案，对于盟国行将设立之赔偿机构，更应获得有力之参加，以求我国赔偿要求之实现。”本年（1947年）九月在巴黎举行和会时五外长曾明白宣称：“中国在战时虽蒙受重大损失，但不提出超过日本偿付能力之赔款要求”据现在中国政府拟就之方案，大抵谓中国在对日作战中，自七七事变起至结束止，公私物资之损失总计四五百万万美元之巨，此数尚不包括军费在内，因此中国要求将来在日本对盟国之赔款中，至少应得百分之四十。

中国实际上能得多少？

关于日本工业的抵作赔偿，鲍莱调查团本来拟有计划，可是早被取消，华盛顿最近的决定是“准许日本资产运往受战争损害之国家，但以不得超过每种工业估计总值百分之二十为限”在这个原则下，能充作赔偿的机器等，总数不过一千三百万吨；在这赔偿总数中，中国约可获四百万吨，价值约为二十万万美元，比起五百万万美元的损失来，这数目真是渺不足道。

前据中国驻日代表团陈专门委员报告，由远东委员会规定，赔偿我国之工厂共为九种，继之允许我国要求，增加二种，共为十一种，其工厂为：轴承，工作机械，制铁，火力发电，造船，兵工及其研究设备，硫酸碱，轻金厂等九种，增加混合成汽油，合成橡皮二种。其中兵工厂及轻金属制造厂全部拆迁中国(台湾)，其余只为一部份。尚有肥料厂正在接洽力争中。

远东委员会规定拆迁原则“拆散”“包装”“运到码头”由日本负责，现已成立赔偿局专司其事，其他运回事宜，概由各国自行负责。我国运费约需二万六千七百六十万万元，就船只运输能力言，我国全年运输力仅七十万吨，赔偿工厂则在三百万至四百万吨，全力赴之非五年不可。且远东委员会规定须以一年试运，成绩优良，则如约履行，否则还有停止可能，这是我国极大的“难题”。至由日本全责运华，减少厂数，又为总部所不同意。万不得已提出“逐渐拆迁”之要求，在未拆迁前，让日本继续开工。此种办法虽受日本欢迎，但与我国工业前途，影响极大。

目前问题的症结

自从莫斯科三外长会议同意设立一“制定日本于履行投降条款时应恪遵之政策原则及标准”的远东委员会后，赔偿问题即经常在该会议程之列。然一年以来，却无多大成就。美国为求迅速解决赔偿问题，曾建议由远东委员会十一国代表（即中，英，美，法，苏，荷兰，加拿大，澳洲，印度，新西兰，及菲律宾）成立有独立性的赔偿会议，数度呼吁，终因苏联独持异议，未能成立。最近美国谋积极打开僵局，已请各国协力草拟一种指令，发交与麦帅，以便分配日本的赔偿，其要点有二：(一)将拨充赔款之日本财产，提出百分之十五至二十，由要求赔偿各国立即分配；(二)其余百分之八十之分配方法，容后决定。但由于美苏两国发生龃龉，此问题终不能立刻获得解决。其问题的症结在苏联搬走中国东北及朝鲜的日本工业设备。在苏联方面，认为日本的工业设备，是苏联的“战利品”，不能仍视为日本的资产，作为偿付赔款之用；但美国却坚持苏联在东北及朝鲜所搬走的物资，不能视为“战利品”，而仍应视为日本的资产，在苏联应得的赔款内，应该扣除这笔物资。同时美国又派了杜鲁门总统的赔款专员鲍莱前来中国东北及朝鲜，调查苏联所搬走的物资。根据十二月十三日发表之鲍莱最后报告书，苏联占领期内，“满洲”工业所遭受之直接损失，达八万五千八百万元，修复此项损失，至少需款二十亿美元。此问题一时似尚不能顺利解决。

中国的主张

我国现在对赔偿问题的主张主要的应为:

（一）希望赔偿会议能顺利召开，使整个赔偿问题能获得迅速，合理，澈底的解决。这一方面固然要依赖于美苏折中的结果，一方面亦要凭借我国外交上的运用。

（二）如果赔偿会议附有条件召开，即各国谅解不讨论东北被搬运物资事，则中国不能容让他国将中国利益作为换取彼国间互相妥协之条件。除非中国能在其他日本资产方面取得东北被搬运物资的补偿，中国对这赔款会议决不忍辱参加。

（三）在申请赔偿国境内之日本资产，中国主张不应并入总赔偿项目内，应属于财产所在国家，同时日本本土之财产，则应拨出以满足各该国之赔偿要求。

中国代表在远东委员会中所说照中国之立场，确实极为公正，即“中国对于日本一切事物，凡足以补偿吾人战争损失者，均表关注，因吾人在参加太平洋战争各国中，受害最重，吾人要求自日本获得之资产总额较他国为多，吾人亟欲取得对吾人有价值之任何事物，中国对日本并无恫吓或报复之念，但求对自身公正而已。”

金庸武侠中的法律学

谈金庸不谈武侠，可谓不懂金庸。金庸作为非典型的法律人，写武侠，也是写法律。中南民族大学的黄豹教授笔下的《金庸武侠中的法律学》可谓别出心裁，从法律角度对金庸武侠小说进行了解读。他针对金庸15部武侠小说中精选出的54个故事情节、问题困境，从宪政学、民商法学、婚姻家庭、刑法学、程序法学、国家民族等六个方面，展开有针对性的法律分析与解释、论证，视角新颖、方法独特，内容引人入胜。对金庸武侠小说中蕴含的人文社会科学开展广泛涉猎和细致梳理，毫无意义是法学研究领域细化和扩充的题中之义。

下文摘录一二，供读者领略武侠中法律之魅力。

《连城诀》第7回“落花流水”中，记载了水岱眼睁睁地看着两个结义兄弟惨死，另一个兄弟向敌人屈膝投降，自己还受尽折磨，还要看着女儿落入一个穷凶极恶的人的魔爪而无力保护，此时，他要求狄云将自己杀死的故事。

水岱又向狄云求道：“小师父，你大慈大悲，快些将我杀了。要我向这恶僧求饶，我水岱怎能出口？我又怎能见我女儿受他之辱？”

狄云眼见到水岱的英雄气概，甚是钦佩，这时义愤之心大盛，低声道：“好，我便杀了你。老和尚要责怪，也不管了！”

……

狄云也已看到花铁干摔倒，心想血刀僧立时便来，当下一咬牙，奋力挥棍扫去，击在水岱天灵盖上。水岱头颅碎裂，一代大侠，便此惨亡。

《白马啸西风》第1回中，记载了吕梁三杰霍元龙、史仲俊、陈达海为抢夺一幅埋藏宝物的高昌迷宫图，带人与师妹上官虹及其夫白马李三交手的故事。由于寡不敌众，李三战死，上官虹自杀的同时，使计将史仲俊刺成重伤。

这一着变起仓促，霍元龙和陈达海一惊之下，急忙翻身下马，上前抢救。扳起上官虹的身子时，只见她胸口一摊鲜血，插着一把小小的金柄匕首，另一把银柄匕首，却插在史仲俊的小腹之中，原来金银小剑三娘子决心一死殉夫，在衣衫中暗藏双剑，一剑向外，一剑向己。史仲俊一抱着她，两人同时中剑。

上官虹当场气绝，史仲俊却一时不得毙命，想到自己命丧师妹之手，心中的悲痛，比身上的创伤更是难受，叫道：“三弟快帮我了断，免我多受痛苦。”陈达海见他伤重难治，眼望大哥。霍元龙点点头。陈达海一咬牙，挺剑对准了史仲俊的心口刺入。

【问题】

1.有哪些证据可证明狄云、陈达海的杀人行为？

2.谈谈应被害人邀请实施杀人与安乐死的区别。

【解读】

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，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地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，是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中的一种。古今中外，故意杀人均是故意犯罪中性质最重、社会危害性最大的犯罪之一。

狄云、陈达海在被害人的请求下实施的杀人行为，仍然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论处，但考虑到在教唆、帮助自杀中，自杀者自身的行为往往起决定作用，因此应根据案情从宽处罚。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很积极，作用不大，主观愿望出于善意，这时可不以犯罪论处。但是，教唆精神病人或未成年人自杀，由于自杀者限于精神状态或年龄因素，对于自杀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意志控制能力，对此，不仅要以故意杀人罪论处，而且还不能从轻或减轻处罚。本案中，犯罪嫌疑人狄云、陈达海的故意杀人罪，犯罪事实情节清楚，证据确实充分。

不过，狄云、陈达海的杀人行为，均是在被害人受伤且非常痛苦，得到被害人同意甚至可以说，是在被害人强烈要求之下，为免其零碎受苦，好心送他上“西天”的。可惜的是，狄云这个乡下小子、陈达海这个武林莽夫，不懂法律，不知道助人死亡、安乐死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合法的。

生命权作为一个人最重要、最根本的权利，虽然可以自己放弃（自杀），但绝不允许采取让人代劳的放弃方式，应要求而杀死被害人的行为不能排除行为的社会危害性，法律对自杀行为之所以不追究刑事责任，乃是因为对自杀的人无法科处刑罚，但帮助杀人的行为却是可以惩罚的，生命权不在个人可以自由处分的法益之内。

之所以惩罚代杀人，是为了对其他人起到警示作用，树立起全社会珍视生命的意识。也就是说，法律不主张抛弃生命权，自杀的人要自己抛弃奈他不得，但要是有人胆敢代劳，法律就要找到惩罚的对象。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，狄云、陈达海杀人行为都是确切无疑的。狄云错就错在他不该自己去打那一棍，应该让血刀僧干就行了；陈达海更是不该，反正史仲俊已经伤重难治了，让他自生自灭或者自杀就好了。何必又拖两个无辜的人下水呢，这样岂不是都犯法了！

安乐死，通常是指为免除患有不治之症、濒临死亡者的痛苦，受患者嘱托而使其无痛苦地死亡。安乐死分为不作为的安乐死与作为的安乐死。

不作为的安乐死（消极的安乐死），是指对濒临死亡的患者，经其承诺，不采取治疗措施（包括撤除人工的生命维持装置）任其死亡。这种行为一般不成立故意杀人罪。

作为的安乐死又分为三种情况：第一是没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安乐死（本来的安乐死、真正的安乐死），这种行为不成立犯罪；第二是具有缩短生命危险的安乐死（间接安乐死），这种行为虽然具有缩短患者生命的危险，但事实上没有缩短患者生命，也不成立故意杀人罪；第三是作为缩短患者生命手段的安乐死（积极的安乐死），即为了免除患者的痛苦，而提前结束其生命的方法。

现在，世界上只有个别国家对积极的安乐死实行了非犯罪化。在我国，救死扶伤是公民的道义责任，是医务人员的职业责任。对生命垂危、痛不欲生的患者，应尽量给予医务上的治疗和精神上的安慰，以减轻其痛苦。人为地提前结束患者生命的行为，还难以得到一般国民的认同；即使被害人同意，这种杀人行为也是对他人生命的侵害。

特别是在法律对实行积极的安乐死的条件、方法、程序等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，实行积极的安乐死所产生的其他一系列后果可能不堪设想。在法律未允许实行积极安乐死的情况下，实行积极安乐死的行为，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。不过，在量刑时可以从宽处罚。本案例中，狄云显然实施的是作为的安乐死中的第三种积极情况，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；陈达海也是一样的，如果陈达海不对史仲俊刺那么一剑，而是让史仲俊自生自灭，则构成不作为的安乐死（其实就是见死不救），可不追究刑事责任。